[转载]诗人藏石有名篇

  古代癖好赏石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,有的以诗文传世,有的遗爱石迄今犹存。其中,有两位赏石名家不但留下众多的赏石诗文,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石种收藏与鉴赏,而且将其斋名以爱石命名,足以见证其对于赏石之痴迷,在赏石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不可不记。
  苏东坡与雪浪斋
  古代文人最早以爱石命名斋名的,就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。宋哲宗元祐八年(1093年)六月,45岁的苏东坡从礼部尚书贬任定州知州,十月到任,仅呆了八个月。十一月,他在定州衙署后花园(今址定州一中院内)偶得一方磐石,黑质白脉,中涵水纹,若隐若现一幅水图,犹如晚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孙位、孙知微所画的水图,苏东坡命名为“雪浪石”,以曲阳汉白玉石琢芙蓉盆盛之,在文庙后面建有藏室,名其为雪浪斋——雪浪寒斋曾经为“定州八景”之一,作有《雪浪斋铭》(并引),刻其于石盆上沿四周:“尽水之变蜀两孙,与不传者归九原。异哉驳石雪浪翻,石中乃有此理存。玉井芙蓉丈八盆,伏流飞空漱其根。东坡作铭岂多言,四月辛酉绍圣元。”这已经是第二年(绍圣元年)春天的事了。
  值得一提的是,今存雪浪石盆(直径为136厘米)刻铭应为清代摹刻,原来清代原拓《雪浪石盆铭》尚存于国家图书馆等处,直径有186厘米,也符合苏东坡《雪浪斋铭》中“丈八盆”的描述。
  苏东坡同时还作有《雪浪石》一诗,也是气势恢宏,联想丰富,想象大胆,在咏石诗中颇为少见,充分体现了这位豪放派诗人的诗胆文心——太行西来万马屯,势与岱岳争雄尊。飞狐上党天下脊,半掩落日先黄昏。削成山东二百郡,气压代北三家村。千峰右卷矗牙帐,崩崖断凿开土门。朅来城下作飞石,一炮惊落天骄魂。承平百年烽燧冷,此物僵卧枯榆根。画师争摹雪浪势,天工不见雷斧痕。离堆四面绕江水,坐无蜀士谁与论。老翁儿戏作飞雨,把酒坐看珠跳盆。此身自幻孰非梦,故国山水聊心存。

  雪浪石虽然名声大振,但不久后苏东坡复贬英州,盆与石一度湮没无闻。一直到明代万历八年,被定州知州唐祥兴所发掘,到清初被移置众春园(今址定州市武警医院后花园),从此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前往观瞻咏赞。其中,清高宗可谓对此情有独钟,自从乾隆十一年(1747年)十月首次驾临定州之后,相继在十五年(1750年)九月、二十六年(1761年)三月、四十六年(1781年)二月、五十一年(1786年)三月到过定州,每次都照例去众春园观瞻雪浪石,并留下了几十首御制诗,可谓极一时之盛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,清高宗曾经在雪浪石所在的众春园行宫,辟设有雪浪斋,并御题雪浪斋名。二十五年以后,乾隆在《题雪浪斋》提及:“辛巳清跸驻行斋,遂以雪浪为斋额。因之睾然思古人,尚友于斯得莫逆。”
  雪浪石是一种水冲片麻岩,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和燕山片麻岩地区的河谷里。至今在河北省定州市、曲阳县、阜平雪浪谷等地均产,体型较大,石面平滑,黑质白纹,颇多山水画意,以园林景观石多见。如今,雪浪石作为一种石种名称,也是由苏东坡当年的称谓而来。
  其实,苏东坡这方雪浪石的画面,在不少人眼中算不上上品。比如清初诗人王士禛,曾现场观瞻过雪浪石,他认为:“石实无他奇,徒以见赏坡公,侈美千载,物亦有天幸焉。”所谓物以人贵,乾隆在《雪浪石记》一文中曾经提到:“夫东坡去今六百余年,风流太守一时遣兴摛词,即瓦砾可为珠玉”,可谓得论。
  阮元与石画轩
  苏东坡的雪浪石及其诗作问世以后,有关“雪浪”的意象深深镌刻于文人雅士的心目之中。七百年后,清代著名学者阮元,致力于云南大理石开发收藏,是古代云南大理石收藏与鉴赏的集大成者。他曾经得到过多方“雪浪”图像的大理石屏,其中有一方名之曰“宋孙知微雪浪图”(高一尺五寸,宽一尺三寸),用苏东坡《雪浪石》诗原韵,十分精彩——
  太行石画如云屯,人巧不到天工尊。花石纲残汴河冻,雪浪斋破寒云昏。苏公久别此石去,尚留铭字埋荒村。黑水梁州玉斧划,别有大理开国门。孙知微死八百载,点苍山里招其魂。画家粉本入石骨,诗人魄力通天根。飞涛向天学云白,古雪窖地变玉痕。片片幻出洱海浪,定州一卷非所论。况此翻澜激矶石,屏立不用苏斋盆。斋前梅花亦香雪,目击雪子吾道存。

  阮元号称“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,一代文宗”,官位显赫,学养出众。在道光六年(1826年)入仕云贵总督时,有机会多次到云南点苍山考察,为云石的诗情画意所折服,大量收购、制作、品题云石画屏,影响深远。尤其是阮元仿效书画品题方式,为大理石屏题款,集诗书画印于一体,为后世所效仿,流传至今。可以说,阮元大大开拓了大理石屏的鉴藏方式,是清代大理石画收藏的重要推手。
  阮元对于大理石画有着极高的评价,他将大理石径称为“石画”,甚而称之为“画仙”,曾自诩为“苍山画仙”。如在《题点苍山画仙人石画像》中提到:“点苍山石具四代画法,百种色泽,故余谓非仙人不能”。他编有《石画记》五卷(道光二十年刊印),收集了他与友人收藏的近三百方大理石屏,各有尺寸和画面介绍以及诗文品题,并将藏室名之为石画轩。这也是清代大理石屏收藏最为宏富的篇章。
  有意思的是,比阮元大三十一岁与他有莫逆之交的书法家、文学家、金石学家翁方纲,也对石画颇有兴味,收藏甚多,其藏室名为石画轩,是因为在嘉庆八年(1803年)得到一方有苏东坡《天际乌云帖》(也是他的珍藏)画意的石屏(并非大理石屏),第二年将藏室名称为“石画轩”,并作有《石画轩记》。而且,阮元收藏大理石画,很可能是受到翁方纲的影响,苏州文友蒋晖先生在《梦石奇缘——翁方纲遇见阮元》一文中所辨甚详。
  那么,翁方纲石画轩藏室名称在前,二十多年之后阮元应该只是沿用其称(据其《石画记》序,此轩设在滇南衙署之中,至少在道光十二年已有之),其中可能寓含他对翁方纲的敬重感激之情。也许是因为阮元对于大理石画的用情之深、收藏之丰、贡献之大,后世对于其石画轩之斋号印象深刻,翁方纲的那个斋号反而被后人淡焉若忘了。
  时至今日,带有阮元刻款的旧大理石屏,受到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关注。不过,绝大部分都是后仿或是寄托款,也缺乏流传有序的记录。北京天坛公园馆藏文物之中,有一方清中期“大理石‘山川晴霭’圆插屏”(屏面径61厘米),红木底座浮雕云纹,石面白质青章,天然画意如“米家山”,上面有隶书“山川晴霭”及楷书小字“诗云:物外山川近,晴初景霭新。录王子安登城春望句。揅经老人珍赏。”下有朱文钤章“阮氏石”。此石屏无论出处还是规制乃至气息,都比较接近阮元所藏的大理石屏,可称得上是一件标准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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